阳光斜斜的进了窗户,闪了几下,又暗淡下去。
突然,有什么拍打窗棂的“噗噗、噗噗”声,惊了我一下。望过去,几片梧桐树叶正从窗前飞过,有一片被铁栏杆挂住,来回摇荡,发出了这令人心惊的噗噗声。除了这片树叶在挣扎着,厮打着,那些枝桠在风中摇,来回摇,抗拒着什么似的。上面残存的叶子卷曲着,跟着摇,摇……终于,有几片还是离开了树枝,晃晃荡荡的斜冲出去,落在不远的地上,扫着地转了几圈,堆在一起。
那边,摆放着两个乒乓球台。阳光下,深蓝的的台面,大红色的桌腿和球网,有点突兀刺眼。
没人打球。“为革命练球”,突然从脑海跳了出来。如同刚刚那呼呼的风声,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。
那是儿时练球室的一个标语,悬挂在球室北侧黑板的上方。
球室在“东大寺”。每个“礼拜二”和“礼拜四”的下午第二节课,我们就穿过多半个村子,到那里练球。
“西大庙”并非在村西,而是居于村中偏南,而“东大寺”仍在村子东出去一百米外。
此时是七十年代中期。
那时,上学的一至五年级设在“西大庙”,六、七年级设在“东大寺”。我们很多时候叫它们“西分校”和“东分校”,而村里的老人们还是习惯西大庙、东大寺那样叫。
我在那里跟着姥姥、姥爷生活了近十六年,也没有弄清楚那两个叫做“寺庙”的学校之前是做什么的。似乎,听说原来那里供奉着什么佛,十里八乡的人们都来祭拜,里面还有很多和尚,他们除了念经,打扫,不干什么,后来被“革命小将”“扫地出门”了。
我曾在西分校上过四年半的学。刚入学的时候,那里是设过五年级的,后来地震了,到处房倒屋塌,村子里也发生了很多我无法想象的事。
许多时候,看到校园里奔跑叫喊的学生,会想起“西分校”的校园,和在那里生活过的小小的我。
那是一个单纯又令人难忘的时代,不止我们十来个孩子,每周两次兴冲冲地奔走十几分钟,从西分校跑到东分校“为革命练球”,很多“革命行动”都随时上演……
学校的大操场上不断开大会,大喇叭每天都在喊着什么。
公社革委会,那些戴着红袖标的人,每过几天也会在那里组织各种“批斗会”——“批林、批孔、批邓”“斗私批修”“批反革命”“批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”,他们自己戴着塌塌的有帽檐的帽子,给跪在台上“陪绑”的那些人戴上高高的纸筒帽子……晚上,那里有时候放映电影,大家都不怎么喜欢看那个有“加片”的。而电影就是“样板戏”,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杜鹃山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……记得还有一部电影《卖花姑娘》,从开始演,大家就一直哭,回家路上还在哭,后来想起那个可怜的卖花小姑娘,还会掉眼泪……怎么那么苦呢?其实,大家是感同身受的共鸣。
每天下午还会抽出一节课,到大操场上“倒立”,每次要坚持一分钟、三分钟、五分钟,六、七百个倒立的身影,也算是很壮阔的画面了。我们每天上学背上书包,里面放上语文书、算术书,还要放上一个小棉垫子,不是坐,是倒立用。
几次都做不到“倒立”的,就被叫到队伍的前面,沿着墙根站一排,看着倒立的队伍。后来曾听到同学说他们:“不管怎样,脑袋也是朝上的。”
课间操的时候,不用去大操场,在一年级那排教室后面的小操场,听着小喇叭做第几套广播体操——“为革命锻炼身体”。
做操的队伍对着的是一个比篮球场还大的菜园子,菜园子另一面是四、五年级的一排教室,跟前面一、二、三年级的三排大教室不同,房子比较新,教室里也没有那些高大的木头柱子,只是比较低一些。
隔在中间的菜园子,东、北两侧是矮墙,刚刚过我们的肩膀。南面,也是我们做操对着的,有一段篱笆,有时候是玉米秸夹树枝的,有时候换成高粱秸夹树枝的,也有麻杆或者向日葵的杆子打横梁。
透过篱笆的夹缝,可以看到里面种的各种蔬菜。
东面有一段矮墙是弯进去的,拐弯的地方有一口水井,井台井壁都是石头砌成的。上面安装了木头架子,架子上是一个缠绕了粗大绳子的“辘轳”。
学校用水和菜园子用水,都是出自这口水井。这是地震前,地震后,水井就被填埋上了,因为井里没有水了。
其实“菜园子”不单单是一个菜园子,园子的西侧还有一间稍微低些的西“厢房”。
花格子的窗门看上去黑乎乎的了,平时,朝东,也是对着整个园子的房门总是虚掩着。里面住着一位老人,大家猜测他有六十几岁,留着一缕一搾长的胡子,胡子不是很黑的,我们都叫他“四爷”。
每天,我们做广播操的时候,四爷会从那虚掩的门里走出来,站在窗前的空地处“打太极拳”。当时,我们都觉得那是一种不一般的体操,暗暗的对瘦小的四爷有些敬仰。
其实,同学们不敢随便议论这位四爷的,因为村里的老人们也都叫他“四爷”,也有听过个别村民聊天的时候,说“老道”什么什么的,但话里话外听不出不敬之词。姥姥曾跟我们说过,家里奶奶婆婆原来还给四爷做长衫,每年都要纳鞋底,做单鞋、棉鞋的。姥姥的公婆——就是妈妈的爷爷奶奶,那时候在乡里极有名望,多少人想巴结的老太爷跟这位四爷过从甚密,多少僧侣被赶出大庙,唯有当时并不很老的四爷留下了。
教室里没有水可以喝的时候,就有一些同学去四爷那里要水喝。自己开了门,在大水缸里舀了水,喝完,再悄悄掩好门走开。
我们做操,四爷在那边打拳。我们看四爷打拳,不知道四爷是不是也看我们做操。因为我们做完操的时候,四爷的太极拳还没有停下来。
平时固定去东大寺“为革命练球”的人是“球队队员”,从各年级挑选出来的,总共十来个,有时候也会多出一两个,是为了去参加比赛时候的替补。
东大寺的球室跟西大庙四爷的房间很像,只是位置恰恰相对是东厢房。窗户比较敞亮,上面安装的是“花玻璃”,花瓣是凸出来的,可以用手摸出上面的线条。这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过的,最早认识的“花玻璃”。
透过坏掉的半块玻璃窗可以看到不远处也有个水井,周围是石头护栏,挨着护栏西南角有棵老槐树,夏天那里会有很大一片树荫。再向那边看过去有个土岗,高高的,超出了旁边那些已经做了教室的高大的瓦房的尖尖的房顶,上面长满了灌木杂草,常年都是乱蓬蓬的,看上去有点瘆人,连球队最调皮的嘎小子也没有上去过。最引人的是上面还竖立着一根直直的、细细的,也是高高的木杆,木杆顶上有支“箭”,谁射到那里的?每次来练球,我们都会看那支“箭”。不懂那东西怎么老是在那里挂着,但隐隐约约的知道,高年级的同学在某些课上会一起去看——一支挂在高杆顶上,摇摇晃晃的“箭”。不知过了多久,大家才听说那是“风向仪”。
再后来,地震了。练球室塌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,那个风向仪和土岗也不见了,不见了的还有我的小队友雪梅。
假期球队集训的时候,她每天都到姥姥家找我,我们一起去东分校练球。她双手拿着球拍,站在门口东侧,靠墙站着,怎么都不肯进屋。那一天以后,这个不停的喊我“二姑”,比我稍矮一点,漂亮的女孩就再也不见了。
我再没有去练球了,姥姥家墙上镜框中的奖状,都是“小学女子乙组第N名”,没有再增加“甲组”的名次奖状。
散了的不止球队,两个学校的新教室都塌了,带大柱子的教室虽然没太受损,但也不敢进去上课了。整个学校化整为零。一个班的同学被分成很多小组,到老师家里去上课,这次是带着小板凳,先是在院子里的空地,天冷了,盖了简易房,就坐到炕上听老师讲课。
等我们再被召回西分校上学的时候,高大的教室的门窗都被拆除了,里面的桌櫈也不知去了哪里,竖在里面的几根大柱子还在,一点也没有动摇。
菜园的小房间只是外墙壁裂缝,打拳的四爷也不见了,后来传说是去了公社的“敬老院”,到底去了哪里没人确定……
眼前这两个球台,新新的,在阳光下有点刺眼,但觉得很亲切。
从那里走过几次后,忍不住用手指轻轻碰下球台,冷冷的,硬硬的。没见到打球的学生,好像也没有人在那里打过球。
风还在呼呼的刮着,梧桐树上的叶子更少了,剩下的几片在树枝上飘摇着,映着阳光,飘摇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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